敦煌石窟科技保護開拓者：路途多荊棘 不挫精氣神
2019-02-20 11:47:15
admin
李最雄生于1941年，歷任敦煌研究院保護所副所長、所長、副院長等職，從事石窟壁畫及土建筑遺址保護的教學、研究及工程管理工作55年，長期堅持在文物保護一線工作，主持完成了40余項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重大科研項目和國內外合作項目，是當之無愧敦煌石窟科技保護的開拓者和領路人。
探索之路多荊棘，有心之人肯登攀
“敦煌干燥，雨水甚少，為什么盛唐洞窟中的壁畫會變色？”李最雄78歲時接受中新網記者專訪，回憶起許多年前的事兒說，當時許多人認為是陽光強烈照射和干燥所致。“但是，在洞窟里，不拿手電筒的話，什么也看不見呀！”歷經大量的科學試驗和反復論證，最終得出影響壁畫褪色變色與二氧化碳、光照、溫度、濕度以及風力等環境因素影響有關，而濕度是致使鉛丹變色的主要原因。
正是這種對科學較真的精神，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先生由于意識到敦煌保護人才力量薄弱的境況，招攬人才，李最雄毛遂自薦，被段院長調入敦煌研究院任保護研究所副所長以來，建立了敦煌莫高窟新的保護研究所，改變了原來只有兩排平房實驗室的格局。由原來的不到十人的隊伍發展成為幾十人的專業團隊，人才梯隊逐步建成，并打開大門，開始了與國內外文物保護領域的國際合作。實行“走進來，送出去”人才交流模式，共同研究，攻關石窟與壁畫保護的科學難題，開啟了敦煌石窟保護事業新的一頁。
而在此之前的20多年間，李最雄曾在甘肅省博物館工作，面對我國西北地區砂巖石窟文物嚴重風化的現狀，經過十多年的現場勘查和室內反復實驗，找到了砂巖石窟風化的病根，從近十種無機膠結材料和十多種模數的硅酸鉀中篩選出模數3.80～4.00的硅酸鉀(簡稱PS)進行加固，可達到緩解“病癥”的效果。PS的研制成功是絲綢之路砂礫巖石窟保護加固的一個重大突破，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同一時期經他研究揭示的秦安大地灣仰韶時期房屋地面中的世界最早的“混凝土”，其研究成果在《SCIENTIFICAMERICAN(日本版)》發表時也曾轟動一時。
我國西北古絲綢之路遺存下數百處以敦煌莫高窟為代表的石窟遺址和以吐魯番交河故城、西北長城為代表的土建筑遺址，是優秀文化遺產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具有極高的歷史、藝術和科學價值。千百年來，受強烈風、雨及地震等自然因素的影響，多數古遺址遭到嚴重破壞，有些正遭受滅頂之災，其搶救保護是當時中國文物保護工作中重要而緊迫的任務。但古遺址賦存有大量的歷史信息，具有不可再造性，古遺址的保護加固必須遵循“不改變原狀”的原則。因此，古遺址的保護難度大，技術要求高。李最雄帶領團隊在砂礫巖石窟加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將PS擴大應用于土遺址的保護加固中，通過大量現場試驗和工程實踐，研發了一系列適應于石窟、土遺址及空鼓壁畫的加固工藝方法。30年來的實踐證明，PS材料能滿足古遺址保護的特殊要求，是國內首創成功的加固材料。
再以布達拉宮壁畫的修復為例來說，空鼓病害是布達拉宮，也是西藏寺院普遍存在且對壁畫破壞最嚴重的病害。由于西藏寺院的環境及壁畫制作材料完全不同于石窟和內地的殿堂壁畫，是極具挑戰性的新課題。李最雄作為項目總負責，在環境監測、病害調查、壁畫制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機理研究的基礎上，針對西藏寺院空鼓壁畫特點，通過室內模擬實驗與現場試驗，首次研發出以PS為主劑空鼓壁畫灌漿材料，采用灌漿回貼的加固技術成功搶修了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近6000余平方米壁畫，取得了顯著的社會效益。
如今，這些研究成果已經推廣應用于大批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工程中，包括石窟保護、古代壁畫保護、土遺址保護等多個方面，創造性地解決了許多關鍵科技難題，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態度嚴謹且執著：面對失敗，精氣神兒不能被挫敗
在同事們眼里，李最雄先生勤奮執著，做一件事總是堅持不懈。“文物保護是探索性工作，很多時候會出現不滿意的試驗結果，但是從來沒看到他因為失敗而挫敗，而是持續做、反復做，直到試驗結果滿意為止，非常執著。”敦煌研究院保護所所長蘇伯民這樣說。
絲綢之路新疆段重點文物保護項目--交河故城搶險加固工程難度非常大，許多業內者躊躇不前，然而在李最雄眼里“難了，更具有挑戰性！”蘭州大學文物保護研究中心主任諶文武告訴記者，當時已60多歲的李先生帶頭在40攝氏度的高溫下跑現場，僅拿塊毛巾擦擦汗。現場條件差，室內沒有空調，只能用小型電風扇吹著熱風，屋子里也像蒸籠一樣。
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是交河故城搶險加固工程的執行負責人，他說，交河故城項目的研究歷經六年時間才結束了實驗研究，轉入應用。但是，實驗室成熟的材料和技術不一定就適合文物保護現場，因此大量的現場試驗必不可少，李先生始終堅持駐守在一線，一絲不茍的開展工作，而且即使效果不太理想時，他也從不放棄，一門心思就要弄個“水落石出”方才罷休。
正是在這種精氣神的支撐下，李最雄帶領團隊經過多年的現場試驗和工程實踐，研發出了一整套針對土遺址風蝕、雨蝕、開裂、坍塌等病害加固的施工工藝和技術措施。
在西藏三大重點文物布達拉宮、薩迦寺、羅布林卡壁畫保護修復項目實施期間，李最雄作為項目總負責人，帶隊進行空鼓病害壁畫灌漿加固及修復，2001年至2007年間18次去拉薩、薩迦及阿里等地區工作。在環境監測、病害調查、壁畫制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機理研究的基礎上，針對西藏寺院空鼓壁畫特點，通過室內模擬實驗與現場試驗，研發材料，搶修了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薩迦寺近6000平方米壁畫。
在西藏高原大范圍施工時，李先生已過花甲之年，同事們勸他少去幾趟，但從來沒有說服過他。由于那些年來來回回高原平原太過頻繁，使得他的身體特別是心臟受損嚴重，返回內地后多次突然暈倒，遂進行了心臟支架植入等治療。然而，身邊的人說起權衡工作和健康的話題時，他就只是笑笑說“西藏的心事了了”。
李最雄既熱愛工作，又熱愛生活。蘇伯民回憶起他們一起在榆林窟的工作，荒郊野嶺，沒有電話，白天干活兒時間過得也快，晚上沒有任何娛樂活動，時間就比較難打發了。為了給大家豐富業余生活，有出國求學經歷的李老師買來音響，放著磁帶，教大家跳起交誼舞。“再去榆林窟時，時常會想起那時艱苦而快樂的日子”。
同事們眼里的李先生做事井井有條，不僅把自家收拾得干凈，出差住賓館也非常“講究”，每天早起后，總是把房間收拾得整整齊齊，以至于保潔人員幾乎無事可做。這種習慣，業已傳承給了下一代人。
開拓敦煌石窟科技保護：提升自己 培養隊伍
除了工作極為嚴謹之外，李最雄特別注重培養和提攜年輕人，并且是“軟硬兼施”鼓勵年輕人盡快成長，敢于放開手腳讓年輕人去“一試身手”。盡管他是深居偏遠內陸，但他的視野與普通人不同，總能看得更遠、看得更準。1985年5月，李最雄從省城調任敦煌，不久便被安排到日本學習。“段先生給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建立一支保護的隊伍。”李最雄說，時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段文杰提出“不但要培養科技隊伍，還要培養高端人才”，他給予這方面工作非常大的支持，“要錢給錢，要人給人”。
1991年，李最雄獲得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保存科學博士學位，成為中國留洋文物保護博士第一人。根據安排，李最雄返回國內后，不僅開展文物保護研究與實踐，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才，找課題、找項目、找人才。新招來的人員來敦煌之后，就送出去學習。
近年的“人才大戰”待遇豐厚，環境優越，但當時在莫高窟工作和生活的條件十分艱苦，每周只有兩班通勤車發往市區，工作人員可前往市區購買必須的生活用品，但是經常滿員而上不了車。國外有研究者來莫高窟參訪時詢問“怎么洗澡？”很難想象，因為沒有這個條件，大家一般不洗澡。
“當時很多人說，我調來的一些人，去日本學習后就作為‘跳板’離開了”，李最雄對此“自己壓力很大”，只要發現有情緒不穩定者，就會找他們做思想工作。現在看到他們成長起來了，非常欣慰。
現任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笑言自己當時也就是被李先生“連哄帶騙，這就來了”，類似的經歷，如今在本院的專家學者中還有多位。他表示，這也可以看得出，敦煌研究院對于人才的迫切追逐亦是傳統的，有時甚至不惜一切代價去搶人。當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很多年輕人來了以后“都有事可做”。
為了送更多青年學者走出國門去深造，李最雄自掏腰包50萬元設立人才培養專項基金(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后來慢慢地得到善心企業和愛心人士持續資助，現在該基金已累計超過400萬元。
一批批人才留下了，敦煌的保護隊伍搭建起來了，然而，李最雄卻未能很好地盡到一位丈夫和父親的責任，錯失了許多原本屬于自己的愛。莫高窟距離蘭州1200公里，妻子帶著3個孩子住在蘭州，他無法照顧。“到蘭州來，就算是出差。幸好，妻子很理解我，承擔了家庭的重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面對自己曾經的成績和榮譽以及不為人知的體痛和遺憾，李最雄總會輕描淡寫；而每每看到自己親手提攜和培養的年輕人做出成績時，李老師總是會露出會心的微笑；當聽到現場出現技術難題而需要攻關時，李先生也會因尋找良方焦慮而徹夜難眠……
現在，李最雄盡管已退休回到了蘭州生活，但還是繼續為人才培養而貢獻智慧，為新材料新技術的研發出謀劃策，用他的話說是繼續給年輕人“幫幫忙”。采訪中，師生、同事和業界者都相信，李先生開創的中國古代壁畫和土遺址保護事業會越來越輝煌，敦煌研究院保護團隊將成為國際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力量。
源自：甘肅新聞網 編輯：楊娜
